互联网变革论文汇总十篇AG真人 AG
AG真人 AG真人的网站大的方向已经显露端倪。互联网+、工业4.0、供给侧改革，都是与产业有关的。中国正在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产业革命或者产业震荡。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无法逃脱这一次产业的大洗牌。适应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抓住这次产业革命的机会，将会在未来的市场中占据优势，而如果不进行变革，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
但是，如何适应变化？如何抓住机会？这是首先要面对的挑战。传统产业所习惯的套路与模式确实逐渐失效，新兴的互联网主导的商业模式虽然大踏步迈进，却各领两三年。互联网领域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做试错。试错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不清楚，互联网的发展也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
如果不改变，一定会被淘汰。面对传统企业来说，最困扰的是互联网也并不成熟，互联网本身的发展也在试错。到底如何适应互联网？到底如何改变自身？这首先是一个答案并不清晰的问题。
绝大部分传统企业都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压力，都在思考如何创新转型；一些走在前沿的企业，虽然已经根据现阶段互联网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但随着互联网的迭展，却忽然明白，这些变革很快会过时，解决不了企业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问题。
其实对许多互联网创业企业来说，也同样面临着困惑。看起来很有想法、很有新意，或者说能够体现所谓的互联网思维的项目，在市场上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反响；甚至费了无数心血，只能苟延残喘，以至血本无归。
我的观点是，正在进行的这场产业变革，是工业革命之后最重大的一次革命。到底如何在这次大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目前并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虽然有一些企业取得了阶段性小胜，但是，面对更大的新的技术变化，这些小胜也很快会被更新的模式所替代。此外，还有更多的企业停留在对互联网新的模式的简单模仿阶段，认为只要学习互联网的招数，就能让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中找到生机，这更是彻底错误的想法。
我的看法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产业变化，是一场系统的整体革命，绝不是某些局部的改良。企业要适应互联网的变革，必须进行数字化的再造和重构。对企业来说，最困难的是，这场变革刚刚开始，还处在过程中，新的格局还未成型。因而，在目前的产业震荡阶段，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互联网变化的基本逻辑，准确地判断数字化转型的大方向，针对企业具体的特点，明确发展的思路和模式，不断推进数字化的进程。
创意传播管理模式，讲的就是互联网变革的基本逻辑。服务化是创意传播管理的核心概念。服务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基于互联网的逻辑，对企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的概括和分析。这本书就是基于创意传播管理的理论方法，通过服务化的分析，结合许多代表性的案例，让大家了解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大家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创新”已经成为当前时展的主题，在去年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自上世纪末以来，互联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进入社会生活当中，在本世纪前十年当中，人们感受到的互联网还仅仅是一种普通的信息交流工具，一种更便捷的工作平台，许多人还没有体会到互联网在创新方面的强大威力。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和互联网云端计算能力的显著加强，互联网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逐渐从量变转向质变，互联网不仅越来越显示出引领创新、激发创新的巨大能量，而且这巨大的能量正以边缘革命的方式对旧的体制机制产生不可抵御的冲击。
从基本功能上来讲，互联网只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将人与人之间日常社交活动拓展为包罗万象的网络社交，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人均上网时间的迅速增加，每个人除了睡觉时间以外基本都在网络上或与网络发生着紧密联系，这使得网络社交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从量的积累发展到了质的转变。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信息交流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与此同时，网络社交活动积累的海量数据和云端计算能力的飞速提高，使得大数据分析能够为信息的传播找到准确的对象和最有效用的归属，它甚至打破了过去一些决策的逻辑关系，比如，因果关系被宽泛的数据关联关系所取代，抽样统计被全数据统计所取代。链接互联网的智能装备制造业、物联网、智慧城市等，又以O2O的形式，将互联网大数据的以信息为载体，以准确地寻找到有效需求方作为服务对象的独特运作模式从线上交流转化到线下生产服务当中，同时将线下的需求迅速地转化为线上信息，又以全数据统计得出的关联关系准确地进行资源的调拨配置，而且还满足消费者各种独特的需求。这样的模式极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些固有弊端，促成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互联网大数据应用在根本上，与过去所有的创新一样，都是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最终促进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但是又与过去所有的创新不同，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是一个基础性的创新，它可以与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结合，使生产生活每一个阶段的成本都大幅下降，效能都大幅提高。如果说过去的技术创新是绝大部分的点状创新，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持续发酵后遇到偶然的爆发机会才能推动社会进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就是一种网状的创新，只要是互联网链条所及之处，传统业态就能转化成互联网业态，形成大面积创新的态势。
这种创新浪潮的影响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所类似，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革新进步，带来各个方面的变化，但两者又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其一，互联网创新的推动力从根本上讲还是技术，它的来源是属于“生产工具”范畴的创新，而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生产关系的进步，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进步来达到鼓励生产积极性、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效果;其二，互联网创新具有持续、叠加的效果，是一种源源不断的创新历程，旧的创新很容易就被新的创新所超越，而体制、机制创新在一定时空内是一次性的;其三，互联网创新基本是在尊奉现有法律的框架内持续推动社会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至多是绕开法律法规的管制，用技术的手段钻了法律的空子，但与互联网创新相反，体制机制创新往往伴随着的是激烈的博弈和斗争。由此可见，互联网创新上善若水，难以抵御。面对互联网创新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 “互联网+”战略：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国家已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整合筹措更多资金，为产业创新加油助力。3月13日，国务院出台的《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不仅提出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明确目标，还就具体如何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和管理制度、加强金融扶持、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培育人才、构建高效科研体系、推动开放等多个层次作出了重要的部署。这一《意见》的出台和总理“互联网+”战略的推出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是在这个大变局时代的正确应对。
创新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互联网创新从技术开始，却不局限在技术的领域，最终引起了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的创新几乎同时着力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多个层面，不仅在经济生活领域整合在传统条件下因为成本过高无法整合的资源，引发人们意想不到的跨维度竞争，而且驱使社会生产的组织架构、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的政治动员方式、舆论潮流导向、乃至人心向背都有可能被互联网带来的创新所改变，全世界的旧格局体系下的力量对比都可能面临重新洗牌，这种影响比过去的任何一场革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机遇、也是重大挑战，互联网大创新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制度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和应对，才能在这样一场“大革命”中成为胜利者。
互联网创新首先意味着要尊重每一个个体。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特征之一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向公众表达其观点，同时互联网又能使每一个有价值的意见都尽可能不被忽视，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创新都会被及时的挖掘出来。互联网的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技术创新领域，在具体的体制机制创新上同样可以适用，并能够取得成效。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笔者曾经向中央建议，改变过去关门写文件的作法，应当利用网络手段向全国人民征求关于党政重要文件的起草意见。今年两会前的政府报告起草过程与这项建议的方向完全一致，会议通过中国政府网、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发起“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我为政府工作献一策”活动，公开征集社会各界对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征得4万多条意见，其中有914条建议和意见被采纳，使民意充分地表达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互联网创新可能对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产生变革需求。互联网创新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之一是数据信息和无法被机器所取代的人的创意变成最有价值的财富，而传统资产所有权对创造财富的价值影响将不断下降，并且可能被使用权所取代，人们只需要暂时使用这些资产而不需要拥有它。这将引发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的组织结构从过去强调所有权的由雇主和雇员组成的公司、企业等逐渐被各种合伙人制度、全员持股制度等更加注重信息获得、处理能力和创造、创新能力的个体联合所取代。这种情况在创意、创新产业尤其明显。而重资产的资金密集型、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的大规模制造业则日渐被智能制造业所取代。在利润分配环节，制造环节又是其中获得利润分配很少的一部分，这从苹果手机产业链中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以及劳动者的创造力联合越来越成为社会运行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变革和创新大时代，如果我们还不在理论上进行创新，还因循守旧地主张某种单一的所有制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就会越来越与时代脱节。
互联网创新还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尽快实现现代化。互联网的一大特质是信息的快速而且互动式，它具有天然的去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的单向的国家管理方式与互联网的这种特质是格格不入的。以新闻传播管理方式为例，过去纸面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影响新闻信息的传播的渠道、内容，掌握舆论的引导权。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和互动传播难以被约束。以微信、微博这两个互联网时代创新的社交为主，这两种交互式的互联网社交方式加上智能拍照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几乎人手持有一个可拍照、可上网智能手机，每个人都成为新闻记者，网上舆论的主导权几乎已经被民众自发的热点所主导，虽然政府不断加强管理，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整个网络舆论话题的主导权已经难以回到纸媒时代，舆论管控从事前预防不得不走向事后追惩，而在缺乏新闻立法的情况下，完全以扩大解释刑法的方式管控舆论不仅违背法治的要求也难以起到好的效果。互联网创新倒逼这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从本质上来讲，互联网创新完全符合我党的宗旨和工作路线，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都完全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
同志曾经指出，“改革就是一场革命”。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也是一场革命，中国不仅不惧怕这样的革命，而且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这样的革命，今天也将不断推动互联网创新的这场革命。
（作者分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助理研究员）
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机，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电动机，都深刻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互联网技术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必将也会让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发生。
互联网（internetwork，简称internet），始于1969年的美国，又称因特网，是全球性的网络，是一种公用信息的载体。具有快捷性、普及性，是现今最流行、最受欢迎的传媒之一。经过30余年的发展，互联网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起初几台计算机的简单物理联通，发展到了今天实时、双向互动、多对多，同时包含点对点的天然网络，俨然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网络实时互联、“云计算”和“大数据”，是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互联网的三大技术特征。“云计算”是一种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一般是指通过互联网提供可伸缩的廉价的分布式计算能力。通俗讲“云计算”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联上互联网，就有计算能力来提供，你有要多少就可以取多少，要多少给你计多少费。“大数据”是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所需要的新处理模式正是“云计算”。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实际上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三者共同形成了类似于“虚拟大脑“的结构。一方面，互联网为实时、在线、可扩展的云计算能力提供了传输方式，云计算是互联网“智慧”处理能力的具体实现；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为大数据的汇聚形成提供了主要信息资源渠道，通过互联网，数据的产生和搜集量是几何级数速度增长的，一般认为，人类现在一年生产的数据量是上年的150%。大数据是互联网“智慧”产生的资源基础。 因此，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说是新一代互联网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和应用方向，同时也将成为互联网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动力。
（1）不再依赖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让全体数据自己“说话”。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类对数据收集、存储、处理的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人们不必再依赖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的捷径进行研究和决策，也就不必先假设，再抽样调查，而是直接利用全样本的大数据，这很可能让人们会发现很多以前从没有意识到的联系，甚至是过去的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2）相关关系变得比因果关系更重要。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通过海量分析，将充分挖掘数据之间、事件之间、事物之间的关联，从而得出分析结论。将更准确地告诉人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什么时机做”，而不是“为什么这样做”。
互联网会使社会更加平等对称。互联网是网状结构，没有中心节点，它不是一个层级结构，虽然不同的点有不同的权重，但没有一个点是绝对的权威。互联网的这种技术结构决定了它内在的精神是分布式，是平等的。信息社会，信息和数据变的更加重要，信息量决定含金量。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获取的平等，必将有力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量，无论社会个体还是群体都将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
受益于互联网，产品创新、实践、反馈、优化周期变得很短，使得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个性化消费时代即将到来。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已经让传统商业、传媒业、金融业和教育业发生了重大或者说一些改变。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是大势所趋。虽然互联网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今后的三到五年，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跟互联网结合之后，特别是在如何服务好消费者，如何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如何能够在竞争中发展等方面，必会引发行业一轮新的优胜劣汰。
在移动、快速、泛在、互动、巨量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新发展在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这些挑战存在于新时间观（信息的分钟时差）、新空间观（信息传递的泛在跨界）、新价值观（信息互动的自由平等）、大数据（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和信息安全（信息安全面临空前威胁、侵害和误导）之中。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持续动荡、纷乱、高度不确定和剧烈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移动互联网环境瞬息万变，每一个传统企业都需要找到新的变革原则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从而保证能够在新的时代中与时俱进、生存与发展。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启动互联网敏捷变革、持续提高适应性势在必行。所谓“敏捷变革”，是指根据周边环境的变化，高度敏捷地进行持续的调整，保持自身高度弹性和对平衡的适应性。敏捷变革要坚持清晰目标、持续步进、网状结构、有效可用等四项原则。
清晰目标原则是指传统企业要完成互联网化转型必须制定清晰无误的目标和实施路径。首先要设定战略和愿景，最好的战略应该是大部分员工参与的自下而上、充分交流、充分讨论的，在尊重多样性、冗余性、迭代性和验证性等原则的基础上，自动浮现而出的。其次，要设定变革的环境，对变革参与者和执行者产生激励和震撼，让大多数人意识到必须要改变。最重要的是，要给出清晰的实施路径、勾勒出关键性的步骤，最好有具体的操作指南，而不是假大空的虚无目标。
持续步进原则是指企业在互联网化转型时应采取连续、步进式的变革，小幅度循序式成长。无须所有的人同时加入“互联网+”的工作之中。并非所有的员工都能认可“互联网+”的想法，只需要一部分人“先动起来”。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来更改变革的需求，不要固守第一次形成的需求，在变革的过程中要随时做好柔性需求的准备。
网状结构原则是指在变革过程中，要确保高层领导、变革领导、导师和执行人员4种重要的角色采用网状、无隙的方式有效沟通。一方面要善于激励互联网化变革组成人员，给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和支持，包括资源支持、人员支持、资金支持、容错文化、试错机制的建设等。另一方面，在独立的孵化组织形成新的“互联网+”方案和互联网化思路，获得初步的成绩后，要及时回填到层级结构中，并且得到固化。
有效可用原则是指持续提升变革的敏捷性，形成短期、可见、有效的变革成果交付。互联网变革团队就像一个研发中心，有最新的技术、管理、文化方面的成果，必须及时进行肯定和凸显，以维持“互联网+”的进化效果和保持士气，并通过职能的固化、文化的调整让更多的员工接受它。
在企业互联网化转型中，树立紧迫意识、建立人才梯队、搭建运营系统是传统企业应把握的三大关键要素。
在启动互联网化变革时，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战略，不是组织结构，不是文化或者流程，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传统企业中人们的行为。改变人们行为的重要方式就是改变他们的感受，而感同身受的、足够的紧迫感恰恰就是其中之一。与创新自下而上相反，紧迫感必须自上而下，如果不是高层最先有紧迫感，中层和基层干着急也没有任何用处。高层领导必须时刻保持并不断强化紧迫感，让保守、胆怯的心理及求稳的心态不会复燃，不会纠结。只有如此传递压力和紧迫感，中层和基层才会感觉到，才会下决心采取一些行动朝那个方向努力。
以“e袋洗”为例，如果荣昌公司董事长没有强烈的紧迫感，感受到了“微洗衣”为代表的线上洗衣创业型公司对传统洗衣行业的颠覆潜能，那么也无法诞生出“e袋洗”这样杰出的传统企业互联网化产品。
即使是这位董事长召集公司8位总监级以上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并第一次在核心团队抛出用“e袋洗”产品进行O2O转型的想法，也依然遭到反对。
基于公司最高层的强烈紧迫感和转型要求，以及推出“e袋洗”的坚强决心，并且公司高层中多数是与董事长一起打拼多年的“老战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碰撞，大家最终表示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变革，需要多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互联网化人才，需要复合型的领导，需要绝对支持的高层领导，也需要资源集中的指导团队和逐步扩大的志愿队伍。只有建立了坚强的互联网化转型梯队，才能完成互联网化变革使命。
选择复合型的领导者。互联网化变革的领导者应该是实现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人，或许不完全是互联网领域的人。因为从传统行业去了解互联网行为并非难事，但是从互联网行业去了解传统行业绝非易事，一个传统行业的专家，没有10年、20年对一个产业的浸润、思考、试错，想成为专家是不可能的。唯有从传统产业出发，进行 “互联网+”才是最终有效的解决方案。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领导者应该具有整体互联网化的创新方法，不仅能做出具有移动互联性和功能的产品，而且拥有关于市场认知、思维重构、分销渠道、财务领域甚至整个组织的创新方法。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领导者应该能够找出市场需求变化的驱动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点，重新定位企业研发战略、财务战略和管理战略;能培育互联网化变革的组织环境和文化;要有对抗传统势力的能力，能获得高层与大部分中层的认可，并与企图安于现状、试图维护既得利益的势力进行有效抗衡;必须有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激励方式，激发互联网人才的创造性……在工业革命时代，企业需要的是具有强大执行力的CEO或者领导者，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更需要具备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等多种能力的复合型领导者。
绝对支持的高层领导。由于互联网化创新不是按照企业内部的传统原则、规则、流程行事，如果失去高层领导的绝对支持，是绝对难以成功的。这种支持体现在高层领导对创新的态度上，如对试错文化的态度，对薪酬的态度等;体现在高层领导必须花大量时间、精力扩大视野、学习并充分了解互联网化变革的方向及其业务;体现在高层领导要破除传统产业中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确保变革进程中所需的资源配置，确保对新业务的资源支持和流程变革推进。
资源集中的指导团队。传统企业在造就高执行力管理的同时，也同时造就了官僚化。人们非常担心互联网化变革会改变现有的科层结构，失去权力和地位，所以顽固的、守旧的势力迟早会成为变革的阻力。因为除了高层支持外，还要在整个企业中形成变革同盟，起步阶段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但在进展过程中，加入这个阵营的高层、中层甚至基层人员应该越多越好。同盟团队不仅要担负起领导互联网化转型变革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要成为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者、转型的指导者。
逐步扩大的志愿者队伍。这场战略性的转型是为了追求更快的速度，要吸引对此感兴趣、有互联网根底、支持互联网转型的人员加入这个团队。他们或许是某些部门中的普通员工，或许是管理人员、培训人员、宣传人员，只要关注和支持这种变革的都可以成为志愿者，加入梯队中。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岗位，如果有能力或利用工具把他们组织成志愿者团队，通过网状的工作社群，号召他们加入互联网变革中，创新一些新的制度和流程去引导、激发他们的热情和领导力，他们将成为整个企业互联网化变革的先锋队、宣传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者，也将是一股强大的、战略性的、有生的变革力量。
在进行互联网化变革中，如果完全按照移动互联网的规则进行全面改革，问题太多，千头万绪，理不清剪还乱;如果坚守现有的结构、流程和文化，又恐错失发展的机会。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第二套经营系统。
“互联网+”是中国抓住信息革命历史机遇的战略选择。“互联网+”旨在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是新时期中国全面推进信息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为中国提供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中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拥有最大的发展潜力，有理由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实践已经证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变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行的。
“互联网+”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创新推动力。“互联网+”就是要将互联网基因注入到经济社会肌体，形成新的市场观、资源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现实选择，是中国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社会的加速器。中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实施“互联网+”策略，可以发挥市场大、网民多的优势，推动应用领域的大众创新。在大时代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互联网+”能够给小企业以空间、给年轻人以机会、给未来以梦想。以“互联网+”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中国发展。
“互联网+”是全方位的融合与创新。经过多年发展，互联网不仅已具备技术网络、媒体、渠道、基础设施的特性，而且还包含老文化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存环境、国家竞争新疆域等多重属性。“互联网+”一定是全方位的融合与提升，不能是选择性应用，更不能只是作为标签使用。目前，“互联网+”的重心在于技术与行业的融合，并不断创造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需要有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成为新常态。信息生产力发展面临旧有法规制度和传统利益格局两大阻力，需要松绑、去咒、破除瓶颈。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要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对待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要宽容，留出发展空间。应鼓励小微企业积极创新，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提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责任的分散化、治理机制的合作化。
在当代管理学界，查尔斯・汉迪是与德鲁克齐名的管理大师，他以“四种管理文化”、“组织与人的关系”及“未来工作形态”的新观念而闻名于世。当今时代，人愈来愈成为组织、机器、电脑和工资的奴隶，如何将“空雨衣”填满，如何管理现实中的悖论，是现代人面临的挑战。本书旨在宣扬一种以人为本、文化共融的管理思想理论，为人们指出安身立命的因应之道。这也正是汉迪管理思想中，以文化推动管理，以管理发展文化，组织与个体并重，利润与道义共存的“文化合宜论”精髓之所在。
当丁磊、马云、李彦宏、陈天桥、张朝阳等名字在大众媒体上广泛传播时，“下一个首富是谁?”对于拥有快速致富能力的互联网行业，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敏感迫切，甚至焦灼。从2005年起，《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了数十家活跃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和风险投资商，与这些互联网的创业者或者淘金者一起“重估互联网价值”。一系列报道结集成这本透视中国互联网新力量的书。本书还收集了目前尚不为大众熟悉的互联网公司，它们将是下一代“互联网富豪榜”的有力竞争者。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书讲述了一个“另类”人大代表的故事。他是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潜江市实验小学教师姚立法。从1987年起，在13年3届选举中，姚立法历尽曲折、屡战屡败，终于在1999年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在任期间，他向一府两院提交的建议、意见和批评187件，所做视察调研、为民请命之事不计其数。本书记录了他一次次说出反对意见后所遭遇的痛苦、折磨，浸润的泪水和欢笑。
主攻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详细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关系的种种内幕，包括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
今年4月20日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周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迅捷和方便的信息沟通渠道。互联网的诞生，给全球的信息传播都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也为广告设计创意带来了思维理念的革新。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经营着的思维模式在营销观念、思考方式、行为习惯以及营销策略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如纸媒、电视等传统媒体今天日趋势微与新媒体主要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下形成的媒体的迅速发展已经超过或正有取代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同时，互联网思维也使得营销传播方式有了新的变革，很多新的营销模式，如精准广告、电子商务、网络社区、网络视频、盒子、网络电视等等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传统的营销模式。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营销环境下，广告设计创意课程教学理念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传统广告设计创意课程是主要是建立在针对传统媒介而设定的创意原则上，在这个大方向前提下，传统的传播媒介由于缺乏具体的监测手段，因此广告设计创意好与坏的评定主要是由广告主来评定的。在此影响下，传统的广告设计创意课程教学理念形成了以下特点：
在传统的广告设计创意课程教学中，延续了学生按照老师的命题制作作品，老师则一一讲解，说明作品的好坏，所有的评定标准均由任课教师来权衡决定。任课教师的审美观也决定了学生作品成绩的高低。这种方式在传统媒介营销中，是符合市场发展定律的，但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评定方式则显得过于单一，不能适应互联网多媒介营销下，广告创意应多方向多角度发展的要求。
现有的广告设计创意课程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与学生互动性上较弱，不能很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少，大部分学生能掌握教师讲授的基础知识，但是在知识扩展和举一反三的纵向思维发散上，学生普遍能力较弱。
时代在变迁，广告设计是走在这个时代最前沿的行业，它的教学内容应该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脚步。然而，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广告设计创意课程仍然以“专”为主，或“专”设计，或“专”营销，因此不能满足互联网影响下，广告设计人才应符合“一专多能”的要求。
在今年4月份的 “2014中国内容营销盛典”上，凤凰网副总裁徐进在其主题演讲：《原生营销，让广告走进生活》中提到，当前营销手段越来越丰富多彩，而品牌与人的距离其实在变远，品牌要吸引、粘住、影响人的购买决策变得越来越难。这表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广告的形式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消费者由受众转为参与者。互联网影响下，广告的评测有了切实可行的依据，消费者可以通过各个网络平台对自己认可的广告创意进行评价，而实施者则能通过检测平台，及时掌握广告的传播效果。其次，广告创意形式由传统的夸张鼓吹转变为现在的品牌交互。通过各个网络展示平台，广告商可以真正和消费者实现互动，从而带动消费者对广告品牌的认知度。再者，广告营销方式由传统的博取眼球转变为情感营销。在互联网思维营销下，一个优秀的广告作品如果想打动消费者，必须要融入到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新媒体式的社交方式中，带动消费者的情感。
（一）评审课程结课作业时，形成以任课教师为主，教研室其他教师建议及本班学生讨论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评审方式。
进入互联网时代，广告评审的标准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做广告只要广告商认可，便可以投放到市场，对于市场投放效果评测没有十分准确的数据。然而，科技的发展使得现今广告投放能通过各种平台来进行检测植入效果，数据准确清晰，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各类平台进行广告植入效果的评价，因此，在互联网影响下，广告设计的优秀与否不再仅仅由某个广告商或者某个广告人来评判，其投放是否成功更多取决于受众的反响。将广告设计创意课程作业的评审变革为任课教师为主，教研室其他教师建议及本班学生讨论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方式，能中和教师和学生互相的看法，改过去的“以偏概全”为“主辅兼顾”，不仅能让学生从评审中学会分析广告设计作品的优劣，更能促使学生在“评中学，学中评”，从而在未来的广告设计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在广告设计课程教学模式上，形成“教师讲授+学生创意小组讲授+新媒介资源平台分享+新媒介互动平台讨论”的创新式课堂教学模式，建立以“参与、自主、合作、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主动型学习方式。
在大部分高校，广告设计课程教学都以教师讲授为主，手段单一，模式陈旧，缺乏创新，难以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因此，课堂教学运用“教师讲授+学生创意小组讲授+资源平台分享+互动平台讨论”的新模式，在课程教学前，成立学生创意小组，要求每组学生查找相关资料，课堂教学时由教师引导讲授基础理论，在每次课的重点知识部分，要求学生创意小组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对该理论知识的理解，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能达到锻炼学生口头表述能力的目的。同时，在课后建立新媒介资源平台进行创意素材的分享，授课班级的学生和教师可以通过该平台自己所看到的各类优秀广告信息和趣味素材信息，通过随时随地的分享方式，开拓学生的创意性思维。学生和教师还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及时进行创意心得体会的探讨，教师可以通过互动平台课程作业，并布置课后的创意思维散发作业，以5-6人为一个创意小组，每组进行人员合理的分工，在互动平台每天完成的作业信息。通过两个平台的搭建，可以在互联网工具使用的便捷性和时效性上，迅速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有利于学生对于各类资料搜集和分享，从而创作出优秀的广告设计作品。
互联网时代，对于广告设计的要求越来越宽泛，对于广告设计人才的知识储备也要求越来越丰富。因此，将传统的广告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由“专”向“通”发展，形成“1+N”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十分重要。从现有的互联网影响下广告业发展的趋势分析来看，广告方式开始向“即时、移动、索取、简约”延伸，广告人才需要既懂专业又懂管理还能兼任营销，因此，多元化的广告人才特性也要求广告设计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进行重组，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首先，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形成“1+N”的多样化教学方式。即以基础知识为主，增加综合知识的融汇，如美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关于广告审美及广告营销经营方面的知识，旨在提高学生的文案能力和对于营销的感知能力。目前，很多企业对广告人的定位是既具备“创新、理性、活跃”的思维品质，又具有专业敏感的认知能力。要做到这两点，要求在学习过程中，广告人应当知识渊博，善于洞察现实生活，
其次，在课程教学安排上形成“1+N”的教师教学模式。即以艺术设计系教师为主，中文系、经管系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在艺术设计系教师主讲完广告设计创意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后，邀请其他系相关教师讲授边缘学科知识。广告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大部分成功的广告人都在综合学科领域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积淀。通过其他系的相关教师讲述相关边缘学科知识，能大大改善现有以设计系教师为主单一的广告教学模式。使教学模式更加合理化、多样化。
最后，在课外赛事训练中形成“1+N”的教师指导模式。每年针对大学生而举办的广告赛事丰富多样，如每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学院奖、金犊奖，每两年一届的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赛等等。都是要求学生从最新的角度挖掘出最好的创意，通过“1+N”即艺术设计系教师指导创意表现+其他专业教师指导广告市场定论和营销市场定律等前期调研工作，能让学生的创意更加完善，并让学生在赛事训练中学习到更多实践应用知识。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广告设计创意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已摸索和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但在互联网的不断影响下，课程作业的评审、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却在改革上相对滞后。广告设计创意课程师一门需要不断调整，与时俱进的课程，其教学改革一直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的人才需求标准不断调整和变化，这也给我们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只有在教学中积极研究市场新的动态变化，积极参与实践了解实践，求知求变求思考，我们的教学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
[2]吴丹.数字化时代高校广告教育的现状与理念创新[M].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论文集，2012
[3]罗萍.数字媒体时代下广告设计教育改革思考[M].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论文集，2012
支撑人类历史的主要是文明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文明形态是最根本的，其次是思想文化形态，再次是制度形态。这是因为文明形态就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即民众为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是渐进的，具有超越空间限制的趋同性和稳定性。思想文化形态是活跃的和多元的，即使在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形态也会发生突破。例如，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思想文化并没有停滞，时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和进步。至于制度形态，主要是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因为需要改变现实利益结构，所以通常和战争、革命等暴力形式的介系在一起。
但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文明形态受到“外生”的和人们非预期因素影响的事例俯拾皆是。如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至于影响人类的文明形态的“内生”和人们预期影响的事例，集中表现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人类的自觉和主动行为。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有三次：第一次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机器革命和动力革命彻底完结了中世纪。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和卫星为代表的能源和空间革命。原子能开辟了新能源，卫星实现了空间突破。人类利用能源和空间的范围得到巨大拓展。第三次是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革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不断走向破碎和分裂，人类需要理性和公正地组合全球经济力量、思想力量和文化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发生互联网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联络，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人类自觉和主动地解构和再建自己文明形态的意愿，成为可能。
为什么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意义如此之大。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可以最终改变人类获取和分配资源的方式，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提供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系统的技术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惟有通过技术创新，方可以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和创造新的结构，实现“产业突变”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改变的都是人们生存的时空状态，或者说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时空范式。也就是说，相比较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技术创新改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更重要，是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引发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工业革命所建立的传统的工业体系支撑着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美国著名电影《飘》，其副标题――“文化随之飘逝”，通过浪漫的爱情故事和充满暴力的南北战争，告诉观众的是南北战争不仅解放农奴，而且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历史的传承，具有创新能力的北方工业文明战胜了丧失创新能力的南方农业文明，最终在北美确立以工业资本和权力融合的制度。20世纪后期，因为信息产业革命和后工业产业体系的形成，逼迫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了至少近四分之一以上世纪的持续转型。
相比经济和政治制度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常常更重要。这是因为：思想是个体行为，理所当然的享有和身体一样的自由权利，从来是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起因。人类历史上不论有多少次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人类还是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例如，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不论是佛教、基督教、教，还是儒家学说，都以维护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作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思想文化最终影响和改变着制度的选择和转型。人类的文明和历史基于人类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解释中国的制度转型方面，很受西方的“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学派”强调的是市场为核心经济要素，以及国家的、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等非市场因素对历史演变的作用。中国化的制度学派倾向自由主义。“历史学派”则强调每一种经济制度和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支持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中国化的“历史学派”很容易成为“中国道路”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的支持者。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和大历史面前，“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学说都有太大的局限性，甚至苍白。如本文前面所说，究竟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还是市场、国家、暴力、政治、法律、伦理对人类生存和生活形态影响更根本？更深远？究竟人类文明的趋势是“趋同”“聚合”，还是“分散”“分解”？毫无疑义，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道理并不复杂，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的地位几乎是永恒的。至于人类文明的大势所趋，显现的是“趋同”“聚合”，而不是“分散”“分解”，这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尤其明显。特别需要指出，科学技术创新并非是完全受制于人类的被动工具，它本身具有生命力，存在着自我演进能力和不受控制的欲望，最终决定着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经常是分离的。但是，却有在极少的时间里，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同时发生，交互作用。因为互联网技术革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刻。
如果说工业革命颠覆的是支撑人类文明的动力基础，这次互联网革命，是有史以来在现行法令无法管束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最大规模实验，网络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每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琐事、身份认同、人际关系和国家政治事件，导致世界变小、变扁平，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群体之间更加平等。互联网文明推动的是在更加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主要依赖国家、民族、宗教的传统组织，这势必加速现存的社会组织、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淘汰和调整。在历史上，可以与互联网革命媲美的就是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在1445年的活字印刷技术创新和在欧洲迅速传播，成就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等运动，并为实现现代知识的大众传播提供历史性的物质基础。
尽管不断加速和扩张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持续地改变着人类文明的时空秩序的基础结构，还普遍存在人们对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性后果估计过低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承认，全球范围内的数十亿“网民”所推动的全方位“大众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新潮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众化”的九个方面：
1.信息资源大众化。自2008年以来，至少有四个标志性“创新事件”值得注意。一是云计算。IBM、雅虎等大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云计算中心。虽然云计算存在能源消耗巨大等问题，但是，云计算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快速和大规模地制造、处理和分享信息。人类多少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在信息、财富和教育三角构成关系中的不平等，任何人只要在三角关系中缺位，就难以进入社会主体和主流。如今作为物理过程的云计算提供了人类平等享有信息的可能性。二是大数据。简单来说，大数据就是人人创造数据，人人分享数据，人人消费数据，数据成为日益重要的资产。可以想象，可能在30年后，甚至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总统，从他出生时有多少斤重，他的DNA，性取向等都不用去搜索和追溯，直接就有数据。三是以Iphone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就是移动数据终端的普及。现在借助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彼此交流的三个A状态，即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way（任何途径）。四是“微信”。“微信”可以定义为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即时发消息、传文件和图片、留言和视频聊天的通讯软件。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微信”和“美国版微信”的WhatsApp，实现了用户数量的持续迅速增加，形成数以万计的横向的和互相交叉的小团体，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一代的注意力。在“微信”面前，人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入进来，或者自我放逐。微信技术所进一步推动的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信息爆炸，导致任何政府和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日益困难。
2.教育大众化。受教育权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曾经是一种特权。如今，教育正在成为公共资源，大部分知识几乎都可以在网上获得。美国名牌大学名教授的课程全部上网。公开课可以全球共享。2012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题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深度报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开放网络课程（MOOC，Massive openOnline Courses）代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正在被改变，教育资源显示出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MOOC对现有的大学教育体系的冲击是强烈的，甚至具有颠覆性。2013年，AmeEcan Inferest杂志预测：“未来50年内，美国4500所大学，将会消失一半。”现在最难当的职业是老师，学生逼迫老师讲出有原创性的思想。思想是信息源，不等于信息。在中国，作为开放网络课程（MOOC）平台的“果壳网”，目前近2万名学习者，“果壳网”组织学员们在23个城市举办了见面会。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2万名学习者极其微小，但是，它在中国潜力巨大绝对不可低估。
3.传播媒体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突破，彻底改变了传统传播方式的速度局限和地域限制，以及单向性的和广播式的舆论传媒渠道，创立高速和便捷的传播渠道，传播媒体的大众化、平民化、交互性，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导致传统传播媒体的神秘性和尊严的削弱，与传统传播媒体相联系的政治、艺术和体育的明星偶像地位也急速下降。
4.语言大众化。互联网革命导致了民众全面创造一套新的语言系统，不再注重修辞和文法，反规则、碎片化，自由、无拘无束、嘲讽、质疑等成为常态风格，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不仅如此，网络语言已经走下网络、全方位地进入人们生活，渗透到一些年轻人的日常交际用语中，甚至影响着大众媒体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中国，此次互联网所推动的语言大众化，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带动精英，其规模和后果，都会超过的白线.物质和文化消费大众化。现在，尽管存在贫富和收入差别，但是，人们在日常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的差别正在急剧缩小。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的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拥有汽车等各种主要耐用消费品，甚至住房。在基本物质消费方面，希望显著有别于他人，已经相当困难，强而为之的往往是浅薄的暴发户。同时，包括歌曲、影视和旅游在内的文化消费，迅速普及，成为一般民众消费领域和欲求领域的组成部分。人们在文化消费中获得了某种潜意识的满足。
6.技术大众化。互联网提供了大众可以迅速学习、理解和普及相当数量实用技术的可能性。只要通过搜索引擎，不难发现、阅读和下载智能手机、计算机、家居、汽车、医疗医药，甚至高尖端技术的足够资料，传统的技术学习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学习时间减少，学习地点没有限制。如果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肯定的“将推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维打印机普及到民众生活中，将会加速更多技术的大众化过程。
7.资本和投资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大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刺激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加速了资本和投资大众化，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移动支付替代由传统商业银行运营的支付业务。例如，在肯尼亚，手机支付系统M-Pesa的汇款业务已超过其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总和，而且延伸到存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二是“人人贷”替代传统存贷款业务。三是众筹融资替代传统证券业务。通过集中大众的资金、能力和渠道，为小企业或个人的创业和发展提供资金援助。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获得股权资本，这使得众筹融资替代部分传统证券业务成为可能。加之互联网不断减低民众进入股市和基金的技术，有利于实现人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人人当资本家的愿望。逐渐改变现存的金融生态。
8.货币形式大众化。长期以来，国家因为控制货币发行，持续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财富贬值，最终绑架了国民，逼迫一代又一代的民众拼命为国家打工。经济学家哈耶克凭借强大的理论逻辑和对现实的透彻认知，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的主张，其途径是私人发行货币，货币竞争。而货币竞争可以保证币值稳定。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肯定哈耶克的理想层面是，但是在理性层面，则认为哈耶克说的货币非国家化没有现实性，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通过影响政府的货币政策来有限度地制约国家力量。弗里德曼由此陷入了严格悖论：如果货币政策要通过政府来实现，凭什么政府可以不将自己的利益影响货币政策本身？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在政府和央行制造的金融危机给自己所造成的损失面前无可奈何，几乎没有什么人还会对“货币非国家化”抱有希望。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开关悄然打开。一位名叫中本聪的日本人提出了关于“比特币”的设想，而且很快演变为世界范围内千万人独立发掘“比特币”的实践，进而使得“比特币”所有者实现了在一种没有政治和政府干扰，自己“私有财产”处于不可侵犯、不可冻结和不可追踪的状态，在完全以信任为基础的自由体系中拥有和享用货币财富。总之，“比特币”和其他的类同货币（Ripple。Litecoin，Peercoin，Dogecoin，Nxt，Catcoin）证明人类的智慧不仅可以结束货币国家化的大一统形态，而且可以创造一个不需要依赖国家法币体系，通过个人选择货币，个人拥有货币和成为货币财富的主人，进而形成依靠自我信用运转的世界。
9.民主大众化。当国家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直接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不切实际而遭到废弃，除了个别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现代国家会选择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民主正在面临越来越深刻的挑战，这不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原理有问题，而是因为代议制是精英主导民主制度。因为互联网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直接民主的制度成本，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民众直接拥有政治资源和参与政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所以，代议制民主和正在迅速发展的大众直接民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在不断激化。所以，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越来越高的大众直接参与必定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演进方向，并正在寻求在原本的代议制和直接民主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关系。例如，2012年台湾年轻人创建了“，即“台湾零时政府”网络社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信息透明化监督政府，甚至提出“拆政府原地重建”的激烈口号，最终实现不断改善台湾的公民环境和改造社会的目标。伴随“台湾零时政府”影响的扩大，政府部门、媒体与学校也开始试图在了解“台湾零时政府”的想法及目标的同时，开始与其全面对话，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上述九个方面的大众化是事实，说明人类正在开始拥有创造信息和分享信息的权力，实现世代追求而未能做到的民智自我开发，通过多元化的自组织改变日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说到底，人类在改变文明存在的时空范式的同时，人类本身正在发生改变。当人类发生改变，制度转型就是一种自然结果。
因为互联网主导的文明形态转型，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从纵向结构主导转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系统，已经构成对原本由精英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的日益深刻的压力。以下主要通过讨论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财富管理方式，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说明中国正在进行时的制度转型特征。
生活方式。虽然中国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贫富差别，但是，在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进入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拐点，从一个温饱型社会走向一个小康型社会，迅速完成了从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为中心走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变。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作用，中国在普及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之后，家用小汽车、贷款买房正在大规模地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此外，快餐连锁、购物中心、名牌店、时尚、选秀、旅游业成为中国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如今，智能手机已不是信息时代的奢侈品，而是大众的必需品，民众对信息工具的廉价占有及享用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例如，中国民众的网络购物很快替代了逛街购物。有资料称：中国民众约七成每周至少网购一次，是欧洲消费者的近四倍，美国和英国消费者的近两倍。这说明，中国人接受这种新事物的速度和意愿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超过了那些比中国更早使用互联网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新的年龄群体正在成为掌握和运作网络资源的社会群体。如何看待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民众沉湎于追求物质丰盛、功利社交、名牌消费，金钱、物质和流行时尚的结合，可能导致奢侈之风以至道德下降。另一方面，没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哪里有文明形态的改变，制度转型自然也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民众生活方式是和贫穷紧密联系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当时的制度是兼容的。如今急剧改变生活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诉求与之适应的政治制度。
思想方式。人类大脑思想，从来需要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推理、联想和创新。网络打破了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垄断，提供了一个随时开放的、平面的、便捷的、提供知识和信息的巨大图书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搜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或信息。所以，人们的思想方式开始变革，思想精英已经难以左右民众的思想生产，大众开始参与了思想生产，思想方式走向开放、个性化互动和透明，形成人们思想自主延伸的交流环境和氛围。其结果是社会建立了对思想产品多元化的审视角度和评价体系，刺激和激发人们独立心智和思想能力的发育和成长。在快速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主流教育机构所提供的知识和官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比重不断降低，正统意识形态影响力逐渐减弱，民众思想被禁锢的基础已经瓦解。人们从睡眼惺忪，到通勤车上，地铁站里，快餐店旁，移动数据网络和新媒体在持续地提供着知识和信息资源，唯恐错过什么消息，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民众记忆方式发生变化，选择记忆向重要信息点和信息获取路径倾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互联网文化艺术产品，包括教育课程、影视、音乐，在给人们带来文化和艺术体验的同时，也在渗透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互联网文化从来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将多种文化、多民族的生活景象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张力的时代。国际化的互联网文化，不论是韩剧还是时尚传媒，都有着价值观念取向。面对大众思想方式的剧烈改变，有人忧虑人们失去独立认知能力，集体思维代替个人思维，思维感性化和简单化，理性思维能力下降，以及思想大师稀缺。这些忧虑不无道理，却忽视了思维方式改变的民众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进步意义。
财富管理方式。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不仅普遍贫穷，自己所有的货币财富积蓄不得不存入银行。在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情况下，民众在银行存款被迫缩水和贬值。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焕发了民众的财富意识。过去财富控制在政府的金融机构手中，现在通过互联网金融，开始回到民众手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余额宝”的横空出世。2013年6月13日，以阿里巴巴集团先前创建的“支付宝”支付平台，提供一项全新的余额增值服务，即通过“余额宝”的简单、安全、快速在线服务，用户将钱从支付宝转入“余额宝”，进行货币基金的购买，钱由基金管理，收益是投资收益，与“支付宝”区隔。用户存留在支付宝的资金不仅能拿到“投资收益”，且收益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余额宝”创建的6天内，用户数突破100万。2014年2月底，“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100万，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A股股民的数量。“余额宝”用户数快速超越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对资金流入股市带来压力，为A股市场敲响了警钟。此外，“余额宝”构成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挑战。“余额宝”的历史意义是，开始改变中国民众因为资本数额有限和投资成本过高，少有直接投资机会的历史，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资本流动性好的投资模式，焕发了民众的财富意识。最近因为“余额宝”引发的大论战，“要把百姓逼成经济学家”。
政府治理方式。在中国，互联网的产生和普及，导致一个公共空间的兴起和持续扩展，超越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或手段，进而倒逼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互联网导致的公共空间，主要体现在“舆论”空间。在过去数年里，网络“舆论”形态快速变化，几年前，博客很有市场，之后微博几乎替代博客。政府一度忧虑微博的“大V”对舆论影响力过大。然而，微信又导致微博式微。微博是一个纵向关系――粉丝和大V，微信则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个朋友圈，形成圈套圈的微信群。微信推动“粉丝”时代让渡给“丝”时代，“大V”时代其实正悄然而去。在上述的转变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大众化、快速化和深层次化是大势所趋。例如，网络舆论对反腐，对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等经济政策，以及对国际战略，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导致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例如，是网络舆论最终推动全社会就雾霾形成的原因和后果达成共识。对此，政府的舆论治理方式，只能走向开明和宽容，形成了一种没有否定“新闻自由”的“自由”区间。
在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倾向保守主义，过于熟悉中国通过战争、革命、暴力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加之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历史的影响，对制度转型模式的看法僵化和少有的新思维。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型，没有那么深奥。革命、战争、暴力所影响的历史和对政治制度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强烈的。但是，因为通过革命、战争、暴力无法真正改变人类生存的时空范式，并不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系统的变革。即使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只具有形式意义。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权力体系的变革，利益结构的调整，不一定需要“急风暴雨”的冲突，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悄然方式实现。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一个“核心―边缘”理论：人们在空间经济活动中，不断地创造核心和制造边缘。在这样的大视角中，一个旧的文明系统的衰亡，新的系统替代旧的系统，并不一定要以挑战破坏旧的系统为前提，更大的可能性是旧的系统被逐渐忽视和边缘化。人们可以这样或那样的解读罗马帝国的衰亡。但是，最没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是，罗马帝国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新的文明形态所抛弃，只是抛弃的过程非常残忍。当下中国，制度转型已经开始，转型模式不是显现为人们通常想象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而是体现在人民日常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持续改变；制度转型的动力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争论和不同思潮的讨论，而是来自民众拥有了信息力量和民间自组织能力。这样的制度转型正在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框架，颠覆所谓“”和“”将“政权”和“政治”在制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绝对化的传统观念。
布坎南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1962年，布坎南的代表著作《计算共识》出版，那时互联网革命尚未到来，在他2013年去世的时候，互联网触发的信息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所有国家的制度环境。
布坎南创建的公共选择学派的主张和方法可以归纳为：公共选择的前提是个人作为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公共选择过程并不排除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一般民主过程的多数规则，以及“一致同意规则”存在缺陷。例如，多数主义规则很可能侵犯产权原则。所以，不可以多数人，或者以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成熟的自由社会需要通过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以求扩大公众自由选择的范围，方便程度，提高效率，实现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
布坎南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互联网时代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不论布坎南所说的“个人”还是“多数人”，其实还是工业生产为中心时代的“人”，具有工业文明的社会性。但是，互联网改变了“人”本身。“人的现代性”的内涵发生了重要改变。从根本上说，互联网的历史意义早已经超越互联网自身，不仅仅克服了民众参与公共选择的技术障碍，而是使人类“网民”化，并且创造了依存于互联网的新人类。对互联网持悲观论的人们常常忽视或遗忘这个事实。
互联网时代已经和继续改变着过去的以权力为基础的不公平的社会契约体系，完结国家绝对权威下的层层契约结构。现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开始全面展现。当这样的契约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以国家、政府和权力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社会契约就会弱化。卢梭在1762年所描述的“社会契约”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2015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政府的号召下，各行各业兴起了“互联网+”的热潮，中国快速进入互联网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对教育的冲击也非常之大，彻底改变了教育的生态圈。为适应“互联网+”背景下给思政课带来的挑战，思政课必须进行改革，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时代资费的降低，智能化手机的研发，使得当代大学生人人用手机上网成为一种可能。相较于枯燥乏味、高大上的理论知识而言，手机获取的信息量巨大，涉及方方面面，手机上网能够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一定程度上学生成为手机依赖者，手机上网已经严重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极大的削弱了思政课教学效果；有一部分学生为了上网甚至逃课，导致出勤率偏低，教学管理难度加大。然而从某种程度看，“互联网+”背景下，手机对于传统课题管理的挑战，本质上是互联网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挑战。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式以单一的讲授式为主，以教师为主体，满堂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加之思政课本身是一门理论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极易形成说教和灌输，缺乏生动性和吸引力的课堂，会令学生感到枯燥和乏味。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即使在课堂上，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不能适应高校教育教学的要求。因此，如何改变思政课教学方式，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是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
“互联网+”背景下使得人人能够共享知识，教师、教材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的各种知识良莠不齐，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消极的、负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难免与理论教学内容发生冲突碰撞，而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和文化垃圾的影响。因而，如何在多元价值观中确立主导，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成为思政课面临的新挑战、新要求。
“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在网络信息化大背景下，人人能够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成本却在不断的降低，这使得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各种资源，而且更新速度极快、信息量巨大、渗透力超强等特点，教师不再是学生单一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思政课教师传统的照本宣科的做法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对知识的满足程度，教育的理念、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业务素质面临新的挑战。
为适应“互联网+”背景的下的新形势，思政课教学必须创新教学方式，积极引进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微信应用到思政课的现代化信息教学当中，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增加参与实践课程的积极性和互动性。还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二维码扫描等方式实现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思政教师还可以进行在线答疑，既能传授理论知识， 又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思政课承担的主要教学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面对各类“互联网+”平台上传播的多元化价值观，尤其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网络评论良莠不齐，如何切实加强当代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思政课教师不得不要面对的问题。作为思政课教师，应积极把控网络的主流思想，引入这些思想作为教学案例，与学生展开讨论分析，做好舆论引导，防止负面思想对于思政课的侵蚀，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多元化。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活动，通过大学生所经常接触的各类 “互联网+”平台建立专题活动和话题栏目，引导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让“互联网+”更好的为思政课教学所用。
思政课教师必须适应网络信息化的变化，及时进行各方面的培训，全方位提高业务素质和从教技能。首先，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思政课教师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对思政教师定期展开专业知识的培训，以及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及时解读国家政策，帮助思政教师更好的了解当前的大政方针，把握好政治的方向。其次，鼓励思政教师加强自我培训。尤其是通过网络课堂的培训，选择一些改进教学方法、微课、幕课的应用、提高课堂魅力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思政教师应对“互联网+”的冲击，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使思政课真正能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传统思政课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使得思政课必须对这些新事物有新的认识，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更好的服务广大学生，思政课的教学改革刻不容缓。
[1]杨艳.微信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2016（2）.
[2]王倩.关于“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改革的多元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政教育，2016（4）.
[3]王竹立，李小玉，林津.智能手机与“互联网+”课堂―――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的新思维、新路径[J].远程教育杂志，2015（6）.
令人欣慰的是，在实证调研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自1997年起开展互联网调查，迄今已公布了14次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了研究成果。
全文共分一个前言与五部分内容，前言是对本研究成果的一些约定与说明；第一部分“世纪之交：互联网引致网络经济”；第二部分“石破天惊：互联网的革命性昭示”；第三部分“互联共享：认识网络经济新本质”；第四部分“论道经邦：点解网络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对应措施”；第五部分“传承经典：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探微”。
“互联网”、“网络”概念，无疑是世纪之交的第一关键词。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普及率，是以往任何一种事件无法比拟的。它是空间拓展远远超越时间的一个典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跻身于世界第二网络大国。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刹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网络如此快捷地结缘经济，新的网络经济现象如此快捷地在全球开展，新的理念、新的商务模式、新的经济机制如此快捷地被创造出来。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2000年美国在这一年就上升22%。这就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挑战与机会。尽管经历了世纪之初网络经济的“寒夜”，但如今网络经济的辉煌再次闪耀。
网络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国际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那么它究竟给予我们何等昭示？第一，互联网络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它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网络国际社会，大体可以从以下9个方面理解网络的神奇：无差别化，数字化，互联实时化，人本化或智本化，资源共享化，虚拟化，高速化，全球一体化，综合化。第二，基于这样的特征，它最终将成为带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引擎，它曾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今经历了重新融合后的网络经济正在创造新的奇迹。第三，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国际互联网络及其网络经济，之所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产业革命事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透视它震撼全球的影响力：一是它的影响广度，它几乎布线于全世界各个角落；二是它的影响深度，它在微观上改变着人类行为各个方面，在宏观上改变着现行社会体制、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三是它的影响速度；四是它的影响长久度。第四，基于当代计算机、光缆通讯技术之上的网络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伟大的产业革命，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第三次产业的科技基础。几乎可以说，正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形成，使得自上个世纪初叶出现的三次产业分化真正完成。可以预料，扎根于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前程似锦。第五，互联网产生的信息服务社会。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社会，那么互联网产生的则是信息服务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正是互联网产生的上述革命性意义，它给予了互联网络下的新经济获得新的本质，或者说发生着本质性嬗变。第一，一种崭新的网络企业诞生。所谓网络企业，是互联于因特网络中的各类企业，是由于网络经济拉动起来的企业系统。在网络经济中的企业，已经可以完全实现：“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企业在你掌控之中”。第二，以网络企业为基础迅速形成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由于互联网的特征而有力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革命。大量网络企业的诞生，大量网上经济活动的涌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网络经济”现象。所谓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由现代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即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行为以及网络的上游、下游经济活动。第三，比之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具有如下新的本质：它是人本经济，它是和谐经济，它是可持续经济，它是低成本经济，它是互惠经济，它是一体化经济。第四，在这个新兴的经济体系中，智慧资本、知识资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值因素、倍增因素的重点在于智慧劳动。第五，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平台上，体现不出人们的社会差别（阶层、民族、区域、地位、性别、身份、年龄等等），它甚至跨越了时空界限，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简化为人们能力的差别，简化为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服务企业的差别。这便为劳动者平等地、自主地展示能力提供了无拘无束的时空，就是说，劳动者迈向自主劳动的路途坦荡。第六，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打造出新的经济机制，而且最终会形成一整套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机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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