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真人互联网加快政府转型步伐
【导语】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影响到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影响到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治理，也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命题，在实践层面，关系到互联网环境下的现代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一方面，互联网形成了有效的公共领域，营造了有形的公众舆论，对政府转型形成倒逼机制；另一方面，互联网“连接一切”的作用，给社会参与公共管理提供了可能性。互联网环境可以理解为一种倒逼机制，使我们加快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步伐。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都深刻地认识到舆情工作的重要性。互联网将各类媒体、各种网络互动平台和个人终端整合成一个有效的场，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以秒为单位对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处置水平提出挑战。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及时发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信息的提供者、传播者和阅读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社情民意的表达和监测发现几乎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网络的平台特点，使社情民意很方便形成文档，以文件方式向决策者报告。很多地方都实现了每天一报，以及专项舆情马上直达主要决策者。这可以大大提高党委、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反应能力。
其次是科学研判。互联网的优势之一是数据化。每一条新闻在网上的传播都可以看到转载量、点击量和跟评数量，微博的影响力可以从博主的粉丝数和博文的转发量进行分析，微信文章也可以统计点击量。搜索引擎可以自动生成热词。上述这些都为舆情的分析研判提供了工具，给决策机构提供了参考。
第三是分类处理。有一种来自基层部门的说法，虽然有点简单化，但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民生帖必办、问题帖必复、恶意帖必删”。这个说法的意义是，对于网上涉及民生的言论，哪怕是批评，都应该及时核实和处理；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热点问题有疑问，应该及时解疑释惑；违反法律和底线的网上言论应该第一时间删除。
为了增进政府对舆情的重视，提高舆情应对能力，深圳从2012年起推出了《深圳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为凸显客观、专业性，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第三方原则。整个排行榜从设计到组织，直到评出结果，全部委托深圳新闻网完成；二是专业原则。深圳新闻网自行邀请学界专家、知名网友、媒体工作者构成专家组，每期选取约十位专家，分别就当月舆情事件做出判断、形成分数、排出榜单。排行榜成为一个指挥棒，有力地促进了舆情应对工作。最近，深圳市政府正在研究将舆情应对能力以数据的方式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知情、参与和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对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和正确引导舆情提出了更高要求。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特别提到了“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的新渠道”，呼应了互联网的移动化潮流。
互联网治理中，正能量是总要求。党委政府主动利用互联网联系群众，以用带管，善用网络，也是释放正能量的重要方面。深圳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
首先是主动与网民互动。深圳市区两级政府将政府工作报告在人大会议前全文上网，征求市民意见，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人大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在出台前，都在网上征求意见。今年，深圳新闻网开办了大型网络互动栏目“民生二维码”，邀请各区区长与辖区居民面对面访谈，通过网络直播与网民互动，聊民生，谈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是完善各类平台。以互联网思维构建传播平台，打造了集政府官网、政务微博、微信公号、政务App等于一体并以“两微一端”为重点的“多媒体一体化”新型公共传播体系，构筑了政务新媒体、主流融媒体、社会自媒体三支力量融合互动的移动化传播阵营。
三是完善工作机制。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突发事件120分钟内发布基本信息、通过舆论监督预防职务犯罪等政策法规，2015年，深圳建立了舆情应对综合协调中心，将新闻宣传、外宣、网宣、网络有害信息处置整合起来，利用统一联动的集成办公平台，探索舆情发现、通报、研判、发布、宣传、处置的一条龙办公模式，大大提高了反应速度。
深圳新闻网大型网络访谈栏目“民生二维码”深圳市盐田区现场。供图／深圳市网信办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领域也在发生深刻和有序的变化，推进了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以提高治理能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成果，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互联网的技术特点带来了“协同经济”，给社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了可能，但要实现这种可能也要面对新的挑战。最典型的就是长达数年的传统出租车行业与第三方打车软件平台之争。滴滴打车、专车等加入运营，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参与城市交通，好处是明显的，但带来的却是安全、秩序和两种运营方式街头冲突等问题。对待这个问题，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有的城市简单地宣称第三方打车软件的运营车辆违法，有的城市努力研究将新的运营方式规范化，促进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如上海将与四大出租汽车公司和滴滴打车软件携手，共同推出上海出租汽车信息平台，强制专车购买第三方责任险，并建立投诉渠道。杭州则出台了深化出租车汽车行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提供了重要渠道。深圳正在探索建构“织网工程”，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精准为市民提供服务。深圳还于2015年11月出台了新修订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调“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并确保数据真实和更新及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务信息协同共享。
但是，大数据为社会治理服务，关键是顺应互联网的开放特点。政府一厢情愿做的一些信息化便民惠民措施，对群众可能并不实用，多个部门自己做的各种应用，可能由于部门分割无法使市民养成用户习惯。政府的交通部门做了很多网上交通服务，人们还是习惯用百度地图等企业软件，但企业的软件更新有赖于大数据公开，为此，中国政府从善如流，国务院下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加快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这个文件，为社会利用大数据参与公共管理打开了大门。(文 / 钟海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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