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真人“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转型与挑战
互联网正以无所不包之势将传媒、零售、物流、金融等多个行业卷入一股迅猛的大潮之中，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颠覆生态的危机。在政策层面，国家亟需提出一个整体性、系统化的产业规划，一则让国家在互联网发展方向上的战略构想得以向全社会呈现；二则驱动危机之后寻求转机的企业“闻风而动”；三则让互联网下一步应向何处去的中国想象能够有所依托。本文将着眼于宏观，梳理“互联网+”的政策背景，研究“互联网+”的题中之义，并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政策可能遭遇的挑战。
2015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创6年新低；2014年度经济数据中，GDP增速7.4%，更创15年来的新低。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凸显的现实之下，产业结构升级难的这一痼疾却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钢铁、船舶、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转型迟迟难见成效。2014年《产业蓝皮书》的开篇就直指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中高端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爬坡积累的结构调整阵痛期。”①这段话隐含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瓶颈期的客观事实。
如果将目光转向国际，2009年以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德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均紧跟时代脚步，力图保持其制造业优势地位，或是倡导“制造业复兴”。它们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为实体制造业选择了互联网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它的制定者之一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将工业4.0概括为两件事：“一是万物相联；二是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融合。”②2012年，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他在2013年来中国时谈到，工业互联网就是把智能的机器、传感器和分析工具结合起来，用一种分布式和移动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③
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对其他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时至2015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一种引发变化浪潮的强力催化剂。发生巨大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互联网本身，也包括中国互联网引发的国际关注。中国成为互联网新大陆重镇。2014年，新浪微博、京东、阿里巴巴等均赴美上市。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其市值位列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三名，目前仅次于谷歌，领先Facebook与亚马逊，处于2000亿美元以上量级。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其市值也逼近2000亿美元。在阿里巴巴上市同月，标普资本IQ（S&P Capital IQ）公布的报告中，除阿里巴巴和腾讯之外，百度和京东也处于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前十位。④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如此的企业体量和网民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关注和国内聚焦，使得互联网未来的相关命题必须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加以体现，并且这种体现应该是强有力的、宏观性的、可阐释的架构。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被分为四类：沟通类、信息类、商务服务类和内部支撑类。然而这四类应用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信息需求、公共关系运营维护需求和人事需求上。信息化基础设施普及程度虽高，但是在应用的深度和可拓展性上尚不足够。传统行业触网的方式主要体现为O2O的商业模式的贯彻上，但是互联网对生产环节、管理环节的深度影响，几乎难寻迹象。例如，以家电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互联网转型报告（2014）》指出：“中国拥有6.32亿互联网用户，这催生了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繁荣的社交网络和世界最大的电子零售（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消费端，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还没有到来。”由此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遭遇瓶颈，主要国家互联网与产业更新的国家战略的出台所引发的新一轮紧迫感，中国互联网的体量与地位的倒逼，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不足的客观现实，激发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必需的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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